宋代为何会有乡约组织？是做什么的？有何影响？

宋代乡约组织是乡村士大夫缙绅阶层提倡、制定并付诸实施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士大夫礼仪标准为尺度，企图达到“敦教化，美风俗”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探索出更加适合宋代乡村社会发展的自治化组织。那么，宋代地方的乡约组织是做什么的？有何影响？

为何会有乡约组织

边疆战乱频繁，乡民不断探索自保措施。

赵宋王朝建立以来，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矛盾尖锐，西北地区宋夏关系表现的尤为突出。就连宋神宗都发出“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铜，尚日夜瑞惴然，惟恐其盗边也”的感慨。

再加上神宗改变以往策略，对西夏由守转攻，主动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攻势，企图收复河晚地区。这样频繁的战乱给宋王朝尤其是西北边境带来沉重的灾难，当时官方统一共识要“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饱”但是，事实却与此大大相反，“朝廷调兵，军费多出于民，关内大扰”。

高额的军费开支并非来自全国“四方”，而是大多压在关内民众身上，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频繁战争所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基本上都是陕西地方承担，朝廷只起应急性救助。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吏为博得美名和功绩，往往增加赋税以弥补军费不足。沉重的经济负担使西北边境百姓生活安全缺乏保障，于是不得不寻求一系列自保措施。

而这种寻求自保措施又具有悠久历史，早在五代时期，契丹不断南下骚扰，北方沿河民众便“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气这种寻求自我保护的措施一直在北方具有深厚的思想根源。乡约组织的成立具有明显的自保性质，在经济上互助、军事上互保，正是对五代以来自保措施方式的改变和延续。

宋代对均田令的废止，对私人占用土地的广泛承认，以士绅为代表的乡村地主阶层拥有了实行乡约组织的经济基础。

宋代建国以来实行开放自由土地占有政策和垦荒政策，这样为官僚豪绅、富商巨贾兼并土地大大提供便利，而这些地主阶级“世业无穷，愈富而念愈不足”。

由此而导致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在全国兼并之风盛行影响下，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便成为其兴办乡约组织的经济基础。

再加上宋朝灾害频发，面对沉重的自然灾害，宋朝的治理虽“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气但是，鉴于国力和财力等因素的影响朝廷组织救济的福射范围毕竟有限，并且在救济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向城市倾斜倾向，乡村逐渐变成社会救济死角。因此，乡村社会不断寻求自救方法，乡约组织便是最好的例证。

乡约组织的教化

宋代乡约组织教化功能内容丰富，方式多样，乡约组织教化内容主要有三类。第一、以身作则，德化百姓。乡村社会往往存在着一批有志之士，他们德高望重且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一言一行都会在乡村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乡村社会旗帜帜性人物，他们是乡村社会焦点所在，是乡村民众效仿榜样。乡约的制定者、实施者、管理者一般都属于这种人物，他们通过乡约来约束自我，以身作则，希望乡民纷纷效仿。

推行礼教，注重仪式。宋代士大夫强调“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约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纲纪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以“礼”为教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核心，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归结为“礼制社会”。

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倡“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历来备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乡村士大夫也不例外，纷纷为“礼”摇旗呐喊，企图建立“以礼为俗”的乡村社会。

乡约组织在实施教化功能中注重礼的作用，为使乡民更好地理解“礼经”，乡约将与百姓日常社会息息相关的礼仪具体化、简约化，便于乡民日常生活实践，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礼教推行效率。乡约在礼仪教化中突出注重仪式，其专门开辟出“乡仪”条阐述乡村礼仪。

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所成，要想真正改变一地风俗必须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只有在长期不断积累中，才能最终使一方风俗发生质的改变。乡村士大夫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与认识，因此他们长久地致力于乡村社会教化之中，企图通过潜移默化形式使自己的家乡风俗焕然一新，成为举国典范。

他们致力于这一事业矢志不渝，并把其当做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自身荣辱密切相关。乡约组织制定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出发，把其作为一种新的教化组织形式，企图以此来贯彻儒家新思想——理学，规范乡民日常生活习惯，并做好长久实施的心理准备。

因此，乡约的教化并非疾风骤雨式，也并非没有任何规章制度和具体内容，而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希望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改变，潜移默化，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宋代继承了长期盛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本政策，将农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宋代统治者实行“不易兼并”的政策，致使“富者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差距加剧。

宋代时贫富差距已经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致流民四处涌动，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阶层出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采取一系列救济措施以抑制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乡约组织的救济与调解

乡约组织总共有四大板块，救济占去了“患难相恤”整整一条，可谓“四分乡约有其一”，但这只能说明乡约组织实施者重视救济，而并不能过分夸大乡约救济功能的效果。限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乡约的救济存在很多缺陷，具体表现在：首先，乡约组织救济具有条件性。乡约的救济总共提到七个方面：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但是这七个方面所涵盖的范围十分有限。

如农村中最需要救济的老、弱、病、残、幼中只有病、弱、幼，而对老、残无从提及，而纷争年度伤残人员较多，无从得到救济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的悲惨人生；并且乡约对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耕种活动和农村重大集庆活动——婚嫁等没有任何形式的救助。另外，救济主体只是约内人，而非面向全体的成员。乡约救济的群体和力度有限，乡约主要是“约中人”，虽规定“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

但对“非约中人”如何救济无任何规定，也无任何强制性，这样很容易流于形式，成为虚幻一枪。总之，乡约救济的条件性十分明显，由此也使其救济力度大大折扣。其次，乡约组织救济具有局限性。在宋代社会救济系统中，无论民间救济搞得如何有形有色，风声鹤起，从总体来说官方朝廷性救济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