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相之佐藤荣作
佐藤荣作
（佐藤栄作/ Sato Eisaku 1901.3.27-1975.6.3)
连任第61.62.63届（1964.11.9--1972.7.7）内阁首相
佐藤荣作（1901-1975）与岸信介一起是日本自实行宪政～内阁制以来唯一的一对“兄弟阁揆”。岸信介是在石桥湛山首相病退时，顺风借势而为得以上台；佐藤荣作则是在池田勇人首相病退后，未经国会推选接过相印。其连续执政七年八个月，创日本历届首相连任期限的最长纪录，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
佐藤栄作，生于1901年（明治34年）3月27日，卒于1975年（昭和50年）6月3日。
出生在山口県 熊毛郡 田布施村（今田布施町）。是在当地经营酒造業/从事清酒酿造生意的佐藤秀助-Moyo夫妇之子，家中兄弟三人，其排行老三，二哥便是曾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与岸信介一样，佐藤栄作也是一位遵循“岸/佐藤”家族传统的“赘婿/倒插门女婿”，妻子是叔父佐藤松介的长女～寬子，又是近亲繁殖缔结的"姑表亲"。妻子的舅舅，是曾任日本外相的甲级战犯～松岡洋右。
佐藤栄作的性格与其兄～岸信介擅长交际的“社牛”性格相反，有些随其父自小便少言寡语，沉默寡言而长于心计，工于胸略。当地之人，评价佐藤家三兄弟是“頭腦来自上层，度胸（胆量）来自下层”。
1907年（明治40年）4月，6岁的佐藤进入“国木尋常小学校”开蒙就读。因为皮肤肤色黢黑，而得绰号“牛蒡”。
1913年（大正2年）4月，佐藤进入山口県立山口中学校（今山口县立山口高等学校）学习。
1918年（大正7年）9月，佐藤进入“旧制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熊本五高，学习。考入“熊本五高”，佐藤栄作与池田勇人成为校园同窗，但他不像池田那样放荡不羁、嗜酒如命，而是经常带领一帮同学去攀爬学校附近的龙田山，搞演讲会，据说还曾是一个小小组织～"卧竜窟"的头头。
1921年（大正10年）4月，佐藤栄作顺利通过考核进入“東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1923年（大正12年）12月，佐藤通过“文官高等試験/高等文官考试——行政科”，考试合格。1924年（大正13年）4月，佐藤从“東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德国法律科”毕业。
東京帝大毕业后，佐藤栄作请时任“満鉄理事”的親戚～松岡洋右推荐工作，先是拜托“日本郵船”社長～伊東米治郎，再是“淺野水泥”，还有委托“鉄道省”鉄道相～小松謙次郎。由于“文官高等試験”已合格通过，最终在1924年（大正13年）5月，佐藤被顺利採用/录用，入职“鉄道省”。同年6月，佐藤作为鉄道局書記（文员）～参加門司（福岡県門司市）鉄道局助役（助理）勤務工作。
1926年（大正15年）2月，佐藤栄作与佐藤寬子結婚。
1926年11月，佐藤出任JR二日市駅（JR二日市车站，福岡県筑紫野市）～駅長（站长）。
1929年（昭和4年）5月，佐藤出任門司鉄道局～庶務課（总务科）文書掛長（係長）。
1931年（昭和6年）4月，佐藤出任門司鉄道局烏栖運輸事務所所長
1933年（昭和8年）8月，佐藤出任門司鉄道局運輸庶務掛長（係長）。
佐藤栄作当初选择在“鉄道系”工作，十年时间就是平平常常，无所作为，更无甚惊人之举。虽然主要是在鉄道系工作，但由于在地方工作时间较长，虽经左迁，但与作为革新官僚而早就受到关注的兄长相比，可谓半生平淡压抑，以至于松岡洋右都大失所望地说其"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
1934年（昭和9年）6月，佐藤作为以“欧美之鉄道研究”为目的的駐海外研究員，8月出发进行为期2年的中美洲-北美洲-欧洲各地的考察。研究的题目是“关于欧美的運輸现实情况”。以纽约和伦敦为“拠点/据点”，广泛考察中美洲的墨西哥，北美的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英国，瑞士，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
1936年（昭和11年）4月，佐藤回到日本。同年7月，出任鉄道省事務官，参与監督局業務課的勤務工作。
1937年（昭和12年）6月，佐藤出任鉄道省陸路運輸監理官。
1938年（昭和13年）5月，佐藤被派遣往中国出差。6月，回到日本。同年8月，出任鉄道書記官～監督局鉄道課長。9月，再被派遣往中国出差。1939年（昭和14年）6月，从中国回到日本。
1940年（昭和15年）6月，佐藤出任鉄道省監督局総務課長。
1941年（昭和16年）12月，佐藤出任鉄道省監督局長。
1942年（昭和17年）11月，佐藤出任鉄道省監理局長。
1943年（昭和18年）11月，佐藤出任運動通信省自動車（汽车）局局長。
1944年（昭和19年）4月，佐藤出任大阪鉄道局局長。
1946年（昭和21年）2月，佐藤出任運輸省鉄道総局局長。
1947年（昭和22年）2月1日～1948年（昭和23年）3月20日，佐藤出任運輸省-運輸事務次官。
1934年，佐藤栄作接受“日本铁道省”的海外派遣，先后到中北美洲和欧洲进行了两年駐外考察研究，回国不久即被调至铁道省监督局业务课，任陆运監理官。此后算是时来运转，步步高升。1938年，两次被派遣往中国，筹划开设铁路公司事宜，其间升任监督局铁道课长。后历任铁道省监督局总务课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勇人一道，号称"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享“一时双璧”之名。佐藤象"三级跳"运动员一样，由战前的部属科局级官僚，跃升至战后的副部级次官，从而开始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1948年（昭和23年）4月，佐藤栄作被吉田茂拉入“民主自由党”，出任民主自由党山口県連合会支部長。
1948年10月～1949年2月，佐藤出任第二次吉田内阁～官房長官。
1949年（昭和24年）1月～1975年（昭和50年）6月，佐藤连续当選衆議院議員。
1950年（昭和25年）4月，佐藤出任吉田/自由党幹事長。
1951年（昭和26年）～1952年7月，佐藤在第三次吉田内阁（第2，第3次改造内阁）出任郵政大臣，兼任電気通信大臣。
1952年（昭和27年）10月，～1953年（昭和28年）2月，佐藤出任第四次吉田内阁建設大臣，兼任国務大臣/北海道開発厅長官。
1953年（昭和28年）1月，佐藤再任吉田/自由党幹事長。
1954年（昭和29年）7月，佐藤辞去幹事長/党総務之职。
佐藤先后被委以“吉田/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历任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与池田一起，成为吉田茂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为吉田长期执政立下汗马功劳。
1955年（昭和30年）11月，“日本自由民主党/日本自民党”成立，但佐藤不参加，和吉田一起成为無所属/无党派。
1956年（昭和31年）12月，佐藤由于违反“政治資金規正法”而被起诉，但适逢日本加入“国際連合/联合国”的恩赦而免于起诉。
鸠山一郎在战后创建了自由党，并出任该党首任总裁，在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时，将总裁一职让给吉田茂。鸠山恢复公职后，吉田茂却撕毁当初的"君子协定"，拒绝把权力归还鸠山，激化了自由党内的权力斗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成立民主党，同年11月出任首相。1955年11月，又把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吉田茂被鸠山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后拒绝加入自民党。当时，在吉田的得意门生中，只有佐藤忠贞不二，追随老师当了逍遥派。
1957年（昭和32年）2月，鳩山一郎隐退后，佐藤加入“自民党”。1957年鸠山下台后，佐藤回归自民党任党内总务会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从1958年起，出任岸信介内阁藏相、池田内阁通产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此间，佐藤在党内的势力急剧扩大，虽然在池田内阁末期的总裁选举中败北，但已成为自民党内除池田外最有实力的人物。
1958年6月～1960年7月，佐藤出任第二次岸信介内阁～大蔵大臣。
1961年7月～1962年7月，佐藤出任第二次池田内阁（第1次改造内阁）～通商産業大臣。
1963年7月，佐藤出任第二次池田内阁（第3次改造内阁）～北海道開発厅長官，科技厅長官。
1964年11月～1972年7月，佐藤栄作就任内阁総理大臣，第一次佐藤内阁开张。1964年12月，佐藤出任“日本自民党”総裁。
1967年2月，第二次佐藤内阁开张。同年12月，在衆議院予算委員会上明确“非核三原則/无核三原则”。
1970年1月，第三次佐藤内阁开张。同年8月，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広島平和記念式典（广岛和平纪念仪式）”。
1972年6月，自民党両院議員総会表明退陣/下台，在此次记者会上与内阁记者团发生冲突。同年7月，第三次佐藤内阁総辞職。
1964年10月池田因病辞职。继任首相没有采用以往的先执政党选出总裁，再经国会推选承认的传统办法，而是经党内各派协商之后，再由池田首相提名产生。结果，佐藤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组成第一次佐藤内阁。之后再当选自民党総裁。
佐藤上台连续三次组阁，执政七年八个月之久，这恐怕是其上台連自己都没想到的吧。
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主要得益于时代的恩赐。鸠山、岸信介在任时，通过恢复日苏邦交、加入联合国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主要遗留问题。池田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继任政府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佐藤享尽了历届政府的"成果"，在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没遇到太多的棘手问题。
佐藤上任不久，自民党内大的派别领袖即“党总裁”一职的有力竞争者～大野伴睦（卒于1964年5月）、河野一郎（卒于1965年7月）、池田勇人（卒于1965年8月）等相继死去，党内的反对派势力明显弱化，客观上使佐藤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但是，仅靠"幸运"还不足以维持长期的统治，而佐藤的政治秘诀就是善于见机行事，長于"人事和金钱"。佐藤刚上任时，鉴于本派系的势力还不够强大，便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成员，声称萧规曹随，前内阁的既定方针不変。确实，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人们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时评"幻影内阁"。
但是佐藤绝不是那种政治上得过且过的人。随着统治基础的深入加强，其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其中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前后共达八次之多。他把频繁调整党政人事作为控制党内派系势力消长的筹码，在确保本派势力优势的前提下，也照顾到其他派系并使之从属于自己。由于内阁成员变动频繁，佐藤多次摆脱危机。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受贿嫌疑或"失言"受到社会谴责及国会弹劾，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身时便平息了事态，像"蜥蜴断尾巴"一样，一次次化险为夷。"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一根针落地的声响，他也会马上听到"。佐藤平时沉默寡言，心里的想法从来秘不授人，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这就是他的"政权操纵法"。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是维持长期政权的又一秘诀。佐藤本人具有"超群的"聚财能力。通过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保持密切联系，以"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会"、"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巨头和社会名流聚会。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历史纪录。充裕的政治资金，使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处于主动地位，金钱的魔力转化为政治力量。
池田执政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佐藤接任时，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企业收益下降，一度出现"宏观景气，微观萧条"的局面。国民希望政府抑制物价上涨，加强社会保障，采取保护中小企业的对策。当时政府内围绕着如何刺激景气问题，出现了日本银行主张的金融缓和论和大藏省坚持的金融紧缩论两种对立意见。佐藤采纳了日银的意见，在1965年1至6月间，三次降低利率。但是，仅仅依靠金融政策宽松的手段，并未收到刺激景气的预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赳夫为大藏相。福田大胆采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发行国债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2590亿日元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2100亿日元，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出现热潮。在196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又发行国债7300亿日元，减税3069亿日元。福田的财政政策，使日本进入了靠国债支撑的"财政新时代"。
这一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从1966年起，趋于消沉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堪与池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际年均增长率11.7%。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由1966年时的第五位，一跃为1968年的第二位，超过联邦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佐藤在任时一次访问韩国，两次访问东南亚各国，四次访问美系为轴心的国家。从出访的国家和次数上也可以看出，佐藤外交是维持日美关系。
日韩关系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从1952年起，日本在美国的督促下，与韩国当局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在战前侵略朝鲜和战争赔款等问题上日本坚持错误立场，缺乏诚意，加上韩国政局动荡不安，谈判最终破裂。佐藤上台时，美国正陷入侵越战争泥潭，急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亚洲发挥作用，处理好与韩国的关系。于是日韩举行第七次会谈并达成协议，1965年6月在东京正式签订《日韩条约》。
佐藤对东南亚的两次出访，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的情况下进行的。两次访问时，都专程到南越，表明追随美国的立场。
收回冲绳、小笠原群岛施政权是佐藤政府的一大政绩。美军撤出日本本土后，仍赖在冲绳、小笠原等地不走，并以侵越战争基地为由，不断扩大军事设施，当地居民不断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收回主权。在舆论的压力下，佐藤上任后即宣布收复冲绳、小笠原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务，还许下诺言："不归还冲绳，战后不算结束"。1967年11月访美时，佐藤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年后先归还小笠原群岛的协议。
归还冲绳的日美谈判，焦点集中在归还当地行政权后，驻冲绳的美军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问题上。包括部分内阁成员在内，舆论要求"归还无核冲绳"，冲绳必须和本土一样适用"无核三原则"。佐藤最初认为这些要求是"片面认识"，后来改变了腔调。为了防止冲绳归还时发生反政府运动，佐藤政府事先作了精心准备。强令国会通过了限制大学介人政治运动的"大学法"（内容包括国立和公立大学发生动乱时，校长有权停止有关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执行期间只发给有关教职工70％的工资）。
根据1969年11月佐藤访美与尼克松总统达成的协议，1970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动延长。1971年6月17日，归还冲绳协定签字仪式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举行。协定在冲绳归还后是否撤走核武器问题上含糊其辞，未作任何保证；美军仍保留主要军事基地，只拆除部分军事设施；此外还残留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972年5月15日，这个协定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生效。
佐藤执政末期，由于美国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即将访华的爆炸性声明。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组织。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美国首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一个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长期推行的反华排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完全打乱了佐藤及日本政府的阵脚，一时间不知所措。实际上，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前提下，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到来。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佐藤在完成归还冲绳的使命后，已无力承担新的责任。1972年7月7日，佐藤栄作率内閤総辞職。在发表辞职的电视讲话时，还演出了蛮横赶走新闻记者的一幕。
佐藤在任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公害、城乡人口过密过稀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日美关系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外交课题。这些，只能留给下届政府去完成。
1975年（昭和50年）6月3日，佐藤因腦卒中病亡，终年74岁。
